不由恒蹊——齐如山为戏而来,为戏而去的一生 – cc飞车说明

不由恒蹊——齐如山为戏而来,为戏而去的一生

  外公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国剧来源于古代之歌舞,由宋朝创始杂剧说起,已有七百年的历史。由唐朝梨园子弟歌舞说起,则已将千年”,“这里头当然应该有有价值的部分”。可惜的是“不但没有人研究它,甚至于绝对不谈它,以至古来的这样有价值的一种艺术只是艺人间的薪火相传,无扎实的研究和文字记载,真是太可惜了”。

  于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逢人便问,每逢看戏,他在后台,总有人来围着说话,他们很愿意告诉他,关于衣服、盔头、勾脸、把子、检场、音乐等。当时所有的名角都不只一次地被外公访问过。与戏剧界交往非常广泛,不分好坏角儿,连后台管水锅的人他都认识,都询问。几十年的功夫,就这样大约询问了三四千人。

  齐如山先生是我的外公,我母亲齐长是齐如山的长女。我和外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他对我们的关爱、对我一生的影响,使我永志难忘。

  我对外公的情感源于我家和我个人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立下农业救国的志向,曾就学于北京农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农学系。回国后任济南示范农场场长,做农业技术传播推广工作。抗战爆发后,我们家由北向南不断迁徙,我就是在迁至湖南老家时出生的。后来又由湖南迁至广西,我至今还记得躲避日军轰炸的情景。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颠沛流离中生病去世了。

  贺家,曾是湖南的名门望族。在嘉庆、道光年间我祖上有三人考取进士,在乡间被誉为“一门三进士”。其中一位官至云贵总督,退隐后主持岳麓书院。抗战胜利后家境已近败落,乡间无人主持,城中家产毁于战火。在此危难时刻,外公及时伸出援手,召唤我们到北平去,到外公家去。当时铁路不通,我们就走水路,顺湘江经洞庭湖入长江到武汉、再换船顺江东去到达上海。住在三舅齐熙家,在上海又停留了半年。再从海路去塘沽,四舅齐熠来接我们,从天津来到北京那时已是1947年冬季了。

  来京后,外公十分关爱我们,每天从东单西裱褙胡同的家步行到我们当时住的南河沿菖蒲河,来看我们。生怕我们不适应,生怕我们受委屈。有时间还带我们出去遛弯,遇到好吃的就买给我们吃,姐姐还记得吃炸咯吱盒的情景。

  来到外公家不但生活安定,更重要的是从此有了读书的机会。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按部就班地读到了大学毕业。

  1948年底,外公去了台湾,和我相处只有一年多,但他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一生是个重要转折。虽然至今已事隔近七十年了,但对外公的感恩之情却益发日久弥坚。我和外公一起生活的时间虽不长,但从外婆和长辈们的口中,从我阅读外公的著作中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纪念外公百零五诞辰时,台湾学者陈纪滢先生献文写到:“过去若干年中,大家都称他为‘国剧大师’,是‘梅兰芳的老师和恩人’,是位剧作家,这些称谓、头衔都不错;但在他同时能编剧的不只他一人,且每个人都有扶持的对象,有恩于某人,为某人老师,剧本也有贡献。但把国剧理论纳入学术研究范围之内的,则只有齐如老一人!”

  外公原本并不是研究戏剧的,当他有此打算时,已是人到中年,他能有如此成就,我以为是诸多因素的综合。

  首先,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外公的祖父、父亲两代进士,但齐家参与科举只为学问不为仕途。外公自幼手不释卷,精通诗词、韵律,这为研究戏剧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二,当时的京剧界思想偏于保守。相对来讲,我外公的眼界、思路都比较开阔。晚清政府为培养外交、外语人才,开办了同文馆,外公十七岁即入馆学习法语、德语以及化学、算术等现代科学。庚子事变后该馆停办,外公已学习五年。在1908到1912年间外公三次去欧洲游历、办理商务,期间在巴黎、柏林、伦敦观看了大量的西洋歌剧、话剧。外公自幼喜欢京剧,自然而然地进行了中外的戏剧比较研究。一次戏剧总会开会请外公演讲,在近三个小时的讲话中,主要讲了中外戏剧的比较,结果大受欢迎。会长谭鑫培对外公说“听您这些话,我们都应该愧死”。也有的演员对外公说:“谭老板一辈子没说过服人的话,今天跟您这是头一句”。这对当时中国的京剧界无疑是注入的一泓清水。

  开阔的眼界不但是成就外公事业的重要因素。也使他完成了很多非他莫属的戏剧界大事。比如,成功策划、组织了梅兰芳访美,又比如,他力排异议力挺梅兰芳接受两所美国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头衔。外公对人说,他并不在乎博士的虚名,而是为了梅兰芳的尊严、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状况,这对中国京剧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也是有裨益的。

  其三,创新精神。台湾学者张其昀先生在为“齐如山回忆录”作序中有一段话“齐先生为学、为文,都注重创造的精神。他在《人生经验谈》里有一段话,题曰‘不由恒蹊’,他自称生平佩服这四个字。”外公对“不由恒蹊”的解释是:不走别人常走的路。他说:“盖人生一世,若没有创造性,那是一点成就也不会有的。”“不由恒蹊”四字,比“有创造性”四字较好,而没有毛病。

  外公认为“不由恒蹊者,是有恒蹊而不由。但你必须知道恒蹊是怎么一条道路,不但需知道,还要知道的清清楚楚,你才能不走它,而另走它道”。他举例说“唐诗是唐朝人所创,人人说它好,可是他若不熟悉诗经,不精研汉魏六朝的诗赋等等,他绝对不能创作出唐诗来;宋词元曲也是如此,他但须熟悉诗经及汉魏辞赋,而且须精研唐诗,否则也创不出宋词元曲来。周朝的诗经,汉魏的辞赋,就是唐宋元等朝学者的恒蹊”。外公讲的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问题,他不仅在理念上崇尚“不由恒蹊”,而且在京剧的研究、创作、革新上身体力行。可贵的是,这些都是外公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

  其四,做学问的科学方法。我外公原来并不是研究戏剧的。他从听戏,到编戏,到研究戏,到成为一代宗师,除了其他因素,做学问的科学方法也是其事业成就的根基。外公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国剧来源于古代之歌舞,由宋朝创始杂剧说起,已有七百年的历史。由唐朝梨园子弟歌舞说起,则已将千年”,“这里头当然应该有有价值的部分”。可惜的是“不但没有人研究它,甚至于绝对不谈它,以至古来的这样有价值的一种艺术只是艺人间的薪火相传,无扎实的研究和文字记载,真是太可惜了”。既然没有现成的书可借鉴,就只有询问。于是,外公深入基层从调查研究开始。

  外公在其著作中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是逢人便问,每逢看戏,我在后台,总有人来围着说话,他们很愿意告诉我,关于衣服、盔头、勾脸、把子、检场、音乐等。只要他们不忙,我就坐在旁边问长问短,都是勤勤恳恳告诉我。”访问名角与名角谈话,当时所有的名角都不只一次地访问过。与戏剧界交往非常广泛,不分好坏角儿,连后台管水锅的人都认识,都询问。几十年的功夫,大约询问了三四千人。

  他经常带着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一面问,一面写。每天回家便把当天的问话一一记录在另一个本子上。天长日久,本子一尺高一摞,共有四摞。

  他把所有听来的话,不管它合理与否,总要一段一段的研究。研究之后,再归纳,再断定,再与各名角审查其是否还有疑义。经过这样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把材料整理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接地气。

  其五,勤奋一生。外公做事肯出力,有韧性,持之以恒。他的勤奋令人感动。外公结识梅兰芳起因于他看梅兰芳演出的“汾河湾”。他认为梅兰芳在嗓音、唱腔、扮相、身段等方面有很高天赋,但观整剧演出尚有值得商榷提高之处。鉴于当时社会环境见面有诸多不便,于是提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从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到感情如何渐进高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梅兰芳的演出,发现全都按他的意见改了,剧场效果极佳。外公写信的劲头越发不可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百十来封,平均每周一封,直到二人见面为止。蝇头小楷,要说清每处改动的原委,是何等繁琐,何等费时费力,但外公坚持下来了。

  著作等身也是外公勤奋的体现。他新编、改编剧本40余出,戏剧专著30余种,和梅兰芳合作时期以戏剧、剧本为主,抗战时期无戏可写,就改写民间文化、民俗、语言等方面内容。在北京时期共写了七百多万字。到台湾时已经七十多岁,没有带只字片语的资料,又写了二百多万字,又开始写剧本、培养青年演员。外公的一生,笔耕不辍,勤奋积累了学识。

  外公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有以上诸多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兴趣,是他热爱戏。兴趣是学习和工作的最大动力。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围着戏转,一种是“捧戏”的,一种是“蹭戏”的。捧戏的“捧角儿”、包堂会,甚至一掷千金;蹭戏的跟着戏班子蹭饭吃。外公既不是捧戏的,也不是蹭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吃饱了来的!”。他对戏剧所做的一切,是发自内心的对戏剧的热爱。

  1962年3月18日,外公如往常一样,拄着拐杖前往台湾大鹏剧社看戏,剧社的第一排还留出一个位子作为外公的专座,那天台上演的是一出新排的剧目。看到中途,外公手中的拐杖不知怎的,滑落在地,遂弯腰去捡,却再也没有起身。这一年外公八十五岁,走完了他为戏而来,为戏而去的传奇一生。

  我的回忆写到这儿,本应结束了。但不说一说外公居住了半个世纪,我度过青春年华的齐家大院,好像意犹未尽。齐家位于东单附近的西裱褙胡同31号,与原北京日报社斜对面,它们在路南,我们在路北。一个大门内有平行的四座院落,分别住着外公三兄弟一大家子人。大门的门柱上钉着一块木牌,上书“高阳齐寓”。大院内树木葱茏,花草繁茂,有杏树、梨树、核桃树和枣树等果木,有四丛枝繁叶茂的白丁香、紫丁香,还有三架葡萄和用杉篙搭成的大藤萝架。每当藤萝花盛开的时候,北京著名的糕点店“东致兰斋”会来采摘,做成藤萝饼再回送一些给我们。外公住在最东边的院子,三间北房是他的书房。这里,经常高朋满座,来的都是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京剧名伶,可谓往来无白丁。作为一个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天暖时,吃饭是在院中大树下放几张矮桌大家围坐在小板凳上,院中花草数目多,空气清新。虽是大锅饭吃的不算讲究,但注意营养,人多热闹吃起来特别香。吃水果也是按人头平均分配,外公走后仍按此规则运行。到大家庭生活结束时,我们姐妹也都陆续大学毕业了。如今齐家大院已被高大建筑所取代,我这个老住户到那里也难寻其经纬。如果,在高楼林立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有那么一所文化名人故居,那会给都市带来多么厚重的人文气息。每当想到此,有一种惋惜、一丝惆怅在心间。

  去年秋天,我和表妹夫妇、表弟妹四人去台湾祭奠外公。外公墓地坐落在台北郊区阳明山的金山墓园。那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墓园更显得宁静肃穆。墓园除外公的墓地,还有三外公、三外婆的墓和两位舅舅的墓。我们在墓前献上鲜花,在大理石墓碑前三鞠躬,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在墓前久久伫立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景仰。陪同我们祭扫,专程从台中赶来的二舅的女儿齐克靖告诉我们,外公的墓朝着大陆的方向,盼着能回到故里,回到亲人身边,令我们不胜唏嘘。

《氍毹留痕》,齐如山著,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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