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二十四年走出一条学术新路 – cc飞车说明

“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二十四年走出一条学术新路

  每每走到西溪校区图书馆六层,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晨都会看一眼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的办公室——不出意外,那扇门总是敞开着的。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从1995年到2019年,龚延明带领祖慧、邱进春、周佳等团队成员,日复一日,完成了一次24年的探索——经过近乎竭泽而渔的努力,将现存10万余名进士的传记资料几乎一网打尽,编纂出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填补了科举文献整理的空白。

  20多年来,龚延明和他的团队不仅在故纸堆中孜孜以求,还在互联网上乘风逐浪:纸质本《总录》全部出版尚需一些时日,以《总录》为基础的“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日前已经率先在中华书局“籍合网”上线。年近八旬的龚延明说:“我们不但要做追潮人,更要勇敢地站立在潮头之上。”

十万精兵,点滴积累

  “龚延明‘惹不起’,他手下有‘十万精兵’。”私下里,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和朋友这样开玩笑。“十万精兵”,就是指龚延明研究的那10万多名进士。

  龚延明的主业,本是宋史。他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等代表作,至今仍是宋史学者案头的必备书。1993年,年过半百的龚延明,受命接替姜亮夫先生担任学校古籍研究所所长。他琢磨着,过去总是自己独立做研究,以后要和同事、学生共同做一些集体项目,于是,就有了编纂《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想法。

  “科举是中国帝制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历代进士中有很多彪炳史册的济世之才。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都是进士出身,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替、国家的治乱与他们密切相关。”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说,科举是进士群体登进仕途的转折点,科举文献记载着他们的科举经历和家世出身等信息,在政治史、教育史、文学史等方面都有重要学术价值,是一个尚待开发利用的文献宝库。

  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唐人孟郊是进士,近代倡导“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也是进士,自隋唐至明清,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科举文献的重要性,学界有共识;整理科举文献的难度,却很少有学者亲身体会过。

  10万多名进士,每人一个小传,不仅要有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份等基本信息,而且要有他的重要履历,并附以书证。龚延明还提出了一个严苛的要求:撰写小传,要“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书证要尽可能从第一手文献中抄录。

  “撰写小传,不仅要查找史料,而且要懂官制,熟悉历史地理,能够对不同版本的文献进行辨析、判断。”龚延明说,此前出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仅收了22000人,《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也只收了54500人,而《总录》的宋代部分就有41000多人,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除了团队的几位核心成员,龚延明的许多博士生也都参与过《总录》的文献资料搜集。

  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很多进士的名字都已湮没,更遑论传记资料。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殿试,472名进士榜上有名。他们的名字原本都刻录在《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之上,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此碑被毁。后人根据残碑及地方志等文献,陆续找到了422人的名字,可仍不完整,而且错误不少。

  “我们做历代登科总录,一定要完整、准确,不能将阙就阙,以讹传讹。”抱着这样的信念,龚延明与邱进春专门进行研究,最终确认,保存在《皇明进士登科考》一书中的《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完整收录了472名进士名单。捧着就此编成的一册登科录,他感慨万千:“光这一榜进士,就这样厚厚一本,180页。明代科举共89榜,就要有这样的89册。当初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现在回过头看看,真会冒冷汗!”

  龚延明的“十万精兵”,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这样一点点积累汇聚起来的。

勇立潮头,惠人无算

  因为体量过于庞大,《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启动之初,龚延明就决定制作数据库,虽然那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虽然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数据库为何物。

  龚延明1960年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是接受传统学术训练成长起来的学者,以往的著述都是借助一张张手写的卡片完成的。可是,对于《总录》,他初步估算了一下,仅宋代的41000多名进士,平均每人4张卡片,就需要16万多张卡片,无论是抄写后的归类,还是编写时的查检,都很困难。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

  “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

  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

  “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

  惠人无算,并非虚言。

  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

  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

  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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